民国百年(九):民主台湾时代(2)——政党轮替的和平实现

2000年3月18日,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参加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1200万,投票率达82.69%。最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副总统候选人吕秀莲当选。中国国民党在选前的分裂无疑对陈水扁的当选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国民党内宋楚瑜、连战两派人马在选前未能整合成功,较高声望的宋楚瑜最后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独立参选,最终导致中国国民党选民票源分散,宋楚瑜最后以30多万票的差距落选,而连战则惨败。此次选举是民进党的首次胜利,也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2000年的台湾是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解禁之后,长期被压抑的“思变”精神成了社会的显学,人们不断尝到改革的甜头,也不断拉升了对未来的期望。到2000年,台湾的政治改革并未到位,旧体制的弊病日益暴露,人们对历史上的腐朽专制记忆犹新,至今仍在盛行的黑金政治更让人深恶痛绝,这时的台湾不是处在一个正面临动荡威胁的幸福祥和时代,而是处在一个渴望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时代,人们并不害怕失去,因为在过去已经失去太多。当时,最重要的媒体大部分都掌控在甚至直接就属于国民党,国民党通过立法、审查、公股、人事等方式几乎穷尽一切手段对媒体进行限制、控制,但种种事实证明,舆论和媒体关系虽然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掌控了媒体并不等于掌控了舆论,舆论导向也并不等于舆论效果,舆论导向可以正确地贯彻长官的意图,但舆论效果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舆论就是那一团火苗,在点燃之前还可能受制于你,它一旦擦亮就不再属于你。

2004年3月20日,台湾总统大选再次举行,由寻求连任的陈水扁与吕秀莲以不到3万票的微小差距当选。此次选举空前激烈,由于国民党与亲民党结盟,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搭档参选,使得过去因为李登辉破坏而一分为三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党力量重新凝聚,陈水扁、吕秀莲的选情一路落后于“连宋配”。
3月19日,选前最后一天的下午忽然发生了陈水扁、吕秀莲在台南市扫街拜票时,遭到不明枪击受轻伤的重大事件,震惊全台,结果陈水扁、吕秀莲以50.11%的得票率领先。连战、宋楚瑜于2004年5月10日提出总统大选陈、吕当选无效及选举无效之诉,当选无效之诉主要是质疑陈吕以不法方式胜选,选举无效之诉主要是质疑选务机关办理大选不公,台湾由此经历了民主化以来第一次的全国性验票。最后,台湾高等法院经近半年的审理,宣判连、宋败诉。

“319枪击案”后,台湾民主开始体现其混乱的一面,统独、族群、省籍均成操纵民意的手段,而经济凋零、贪腐横行,一个成功的反对党不一定能同样成为一个成功的执政党。此外,大选是一项非常神圣不可侵犯亵渎的大选,但是竟有人不择手段,抱着非赢不可的态度,耍阴的,耍狠的,耍贱的,非常巧妙地“暂时性的”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至今其合法性,正当性,仍颇多争议,令人非常质疑,满腹疑问,疑云满天,一大堆疑问号塞满了每一个中华民国人民的脑子,久久不散。为什么一个社会会扭曲到价值如此错乱的程度?为什么不择手段的政治在全世界都已不可能发生,但在台湾却大行其道?正因台湾是如此的不同,它的非法滥权也才如此的不可思议。民进党内也都相信,只要取得政权,就有了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的权利。这是举世罕见的“异形”式民主,只有在台湾这种地方才可能嚣张!

2008年3月22日,台湾大选结果揭晓:中国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获胜,得票765.87万张,得票率为58.45%;民进党籍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得票544.52万张,得票率为41.55%。国民党自从2000年败选之后,再次执政,台湾的民主也开始走向成熟——台湾选民抵制住煽动和诱惑,表现出了成熟和理性,让全球华人对民主有了信心;一个威权的政党因推行民主失去政权之后,在民主的浴火中完成自身凤凰涅磐,再次卷土重来。见出胜负之后,两个互相掐脖子的政党至少在口头上取得了共识:赢了,是民主赢了;输了,不是民主输了。只要按程序完成大选,真正当选的就不是一人一党,而是民主制度……

有史以来,在华人世界,终于有了第一个羽化为民主政党的前独裁政党,它就是国民党。国民党要感谢蒋经国,是他主动开放党禁报禁,主导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使它避免了做历史爬虫,并羽化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其次,台湾民主经受住了考验,度过了“实习期”,全球华人有了指望。对台湾民主的最严峻考验,来自于民进党倡导的策略性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以挑拨族群冲突,张扬本土化为特征,其实是把台湾民众和民主制度作为赌注来博取一党一人私利。让人欣慰的是,台湾选民抵制住煽动和诱惑,表现出了成熟和理性,让全球华人对民主有了信心。

台湾地区民主的成熟,最大的价值,不仅是回答了华人世界能否实行民主的疑虑,说明即使是没有所谓个人主义传统的华人地区,一样可以实现民主,不一定会在打乱战的混乱中难以自拔,更重要的是,它以它的实践告诉世界,一个威权的政党,在推行民主失去政权之后,只要做的好,能自我反省,对民众足够地卑谦,体察民情,失去的,还可以拿回来,而且是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拿回政权,在民主的浴火中,完成自身凤凰涅磐,变得更加强大。

台湾进入第二次政党轮替 ,在华人社会是前所未有的纪录,它再一次颠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现象 。这次选举结果否定了极端的台独诉求,这说明台湾社会的政治发展演变,已更趋于理性和成熟。台湾从1949年到2008年所发生的一切,或许会给我们提供除了08年选举之外更多更深思考的空间。

当初,曾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恩来巧妙的回答说:“有,中国的妓女在台湾!”。今天,假如还有西方记者问温家宝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民主?”,我想,温家宝也应该回答:“有,中国的民主在台湾!”。

马英九就任总统后,两岸关系迅速解冻。继1993年和1998年两次“汪辜会谈”后,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首脑在2008年再度握手。6月中旬,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首先造访北京,大陆方面对此无比重视,在双方就相关问题磋商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还会见了江丙坤。11月初,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回访台湾,在台北与海基会进行了年度的第二次会谈。期间,总统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会见了陈云林,陈云林赠马英九以《骏马图》,借以肯定马总统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历史性贡献,而马英九则回赠陈云林一枚瓷瓶,媒体对此津津乐道——因中国人赠礼,尤其是赠瓷器、玉器一类,往往讲究成双成对,而此次马英九只送一件,乃是送给大陆“一个瓷器”——“一个China”。2008年底,两岸三通实现。

民国百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今天终于结束了。如果说在写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有一些写得很粗略、很笼统的话,我想那应该就是“民国百年(九)”这部分。历史的真相往往不是在事情发生后就立刻大白于天下的,甚至在几十年、上百年后可能仍是个谜,这便是我无法也不愿把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10年的台湾历史写得太详细的原因——很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很多东西我知道,但可能是片面的、是错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写作时如何措辞,也不管对中华民国这100年是持肯定、怀疑或是否定,我本人都不希望看到一个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分裂与内斗。但是,在要求别人按我们的规矩和原则办事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多想想,我们的主张、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现状是合理的吗,是值得别人羡慕并向之靠拢的吗?如果我们无法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被别人主动的、心甘情愿的接受,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得到别人的承认,这个国家也永远无法真正的统一。也许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们至少应该表现出一种“进步”的趋势或者叫加速度,如果一味的原地踏步,那么再过1000年,中国也只能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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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百年(九):民主台湾时代(1)——选举之路

回首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程,发生在1960年的“雷震案”、1971年的“保钓运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和1984年的“江南案”都是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其中,“保钓运动”和“江南案”我们在前文中没有提及,这里不妨先补充一下。

1970年,美日两国达成协议,准备在1974年把美军二战时所占领的琉球交予日本,当中包括了钓鱼岛。1971年1月29日,抗议活动首先在美国发起,随后发展到台湾,台湾各高校学生组织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向美国“大使”递交抗议书。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禁止学生运动,尤其是示威游行。发生在岛内的这一场保钓运动,很快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1972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续6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全面封杀民主运动。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群情激愤的保钓爱国运动波及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人。这就是所谓“保钓运动”,它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开启了大众参与公共政治之路。

“江南案”是催化国府解严的最后一根稻草。1984年10月15日,旅美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市郊住宅车库内被枪击,送医院途中死亡。调查结果显示,该案乃国民党情报部门指使台湾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所为。国民党政府称刘宜良为中国大陆收集情报,但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却坚称“江南”之死是由蒋经国儿子蒋孝武指使,否认刘宜良涉及情报工作。江南遇刺案发生后,美国华人圈和港台舆论界均作出强烈反响,导致国民党政府形象大大受损,蒋经国为之深受震动,准备进行政治改革。

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有组织的参加年底的选举。1986年12月,民进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大选,立法院内民进党代表由上届党外的6人增加到12人,国民代表大会内民进党的代表由上届党外的2人增加到11人,国民党则分别赢得59和68席。民进党虽不可能在立法院通过自己的议案,但却通过首次参与大选而步入政坛,并已开始对国民党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随着台湾戒严、党禁和报禁的解除,海外台独势力开始大举返乡“合流”。岛内党外势力组建民进党,大大刺激了海外台独分子,他们看到体制已经发生转变,台湾已进入新的时代,于是决定将“斗争主战场”转到岛内。1988年,各台独团体开展了“岛内独立运动公开化,海外返乡运动普遍化”运动。最先采取行动的是许信良,1986年12月首次“闯关回台”造成“桃园机场事件”,1987年再度闯关仍然功败垂成。1989年9月,许信良从福建搭乘渔船“偷渡”入台,被捕,后被判刑10年,1990年获得特赦出狱。

当时,民进党内部的有些掌权者虽然害怕这些知名度高、号召力强的“洋独”回来瓜分自己的政治资源,但他们不能不对其表示欢迎,因此民进党组织了大量声援、支持的活动,作为发展自己的有利契机。而在李登辉的推动下,国民党当局也对台独势力逐步实行解禁的政策。海外台独在大举返乡时,也已确定回台后充分整合到民进党大旗下,不再另组新党,彭明敏、许信良、蔡同荣、李应元等,都成为民进党的骨干乃至核心成员。海内外台独势力实现了组织上的统合,完成了“合流”,从而“壮大了力量,提高了声势”,当然也使民进党的派系矛盾更为复杂,增加了其内耗。

1989年底,台湾举行了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许多海外的台独分子也返回台湾试图参加竞选,民进党公开举出“台独”的旗帜作为竞选口号,其竞选策略是使选民相信要使台湾民主化,就要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强调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要建立真正的民主,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次选举中,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得72席,民进党得21席,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在省议会方面,国民党得54席,民进党得16席,其他7席;在县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赢得14个,民进党赢得6个,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但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民进党比1986年多得9席,达21席,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重大突破,因为在立法院提出议案需要20席的基数。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国民党表示承认,并试图总结经验教训,竞争型政党制度从而在台湾得到确立。

在“解严、开放党禁”实现后,反对阵营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诉求,要求“废除万年国代、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等,这些要求均指向同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政权民主化和本土化”。经过“野百合学运”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1991年,李登辉推行“宪政改革”,终结了连任40多年的“万年国代”,选出了新的“国大”。这届“国大”在1994年修改了宪法,通过“修宪案”允许总统直接民选,为1996年3月举行的总统、副总统直选铺路。台湾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过省县自治法与直辖市自治法,允许“台湾省省长”以及台北、高雄“直辖市市长”直选。台湾民主宪政的制度性改革自此基本完成。

1989年8月25日, 国民党内一批革新派精英组成“新国民党连线”,他们本来想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寻求发展空间,进行体制内改革,但后来意识到党内生存和发展空间正在逐渐消失。1993年8月10日,“新国民党连线”正式宣布组建“新党”,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秘书长张俊宏到会祝贺,他们试图从民众“对民进党不放心,对国民党不甘心”的矛盾中寻求发展,“革新政治,制衡两党”。新党一成立就活跃在台湾政坛,1995年底立法委员选举中得票12.95%,由建党时的6席立法委员,增为21席;1996年初“国大代表”选举中得票13.67%,46席。高峰时党员人数达到7万人左右。新党的成立和发展,因与国民党“票出同源”,直接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此外,新党的信念也冲击着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新党曾经成为左右台湾政局的重要力量。

1994年,在台北市长的选战当中,民进党推出因强力质询赢得名声的立法委员陈水扁参选,以“快乐 希望 陈水扁”为主轴与新党赵少康、寻求连任的国民党黄大洲竞选,并最后赢得胜选。台北市的选民有相当数量是长久以来极力支持国民党的“外省人”族群,陈水扁能够当选市长,显示民进党已经能够借由国民党的分裂而与其相互抗衡。1995年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未能继续有所前进,这既因为国民党仍有深厚的基本支持者,也显示台湾民众已开始思考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的可能性,并表现出普遍的疑虑。

1995年5月,施明德担任民进党主席后,试图为民进党过去的反对形象做转型,施明德于9月在美国的一场国际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想借此解除国际社会对于民进党执政的疑虑。施明德还主张对内政治大联合、社会大和解,企图化解已经被炒作起来的族群对立,并在1995年12月14日率领民进党重要干部邱义仁、林浊水与当时敌对的政党新党党揆,进行会晤,但却遭党内基层支持者的误解并被辱骂。许信良针对两岸政策也提出“大胆西进”的前瞻主张,两位党主席对于民进党的路线有着不同的思维,但始终无法成为党内主流意识,他们对民进党路线进行修正的努力最终失败。

1996年3月23日,在台澎金马地区举行了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国民党提名总统李登辉与行政院长连战搭档参选,而不满李登辉的两位国民党副主席林洋港与郝柏村则退党成为无党籍候选人,由新党支持参选;民进党由赢得党内初选提名的彭明敏与谢长廷参选;曾任监察院长、笃信佛教的陈履安与曾任监察委员的律师王清峰则是另一组候选人。最终,国民党参选人李登辉、连战胜出。在选举期间,中国大陆为维护祖国统一,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和两栖登陆演习,美国出动“独立”号与“尼米兹”号两艘航空母舰前往邻近台湾海域进行武力威慑,这一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被称为“台湾海峡导弹危机”。

1998年,台北、高雄进行了直辖市市长选举。在台北市市长选战中,施政满意度高达7成、被外界甚为看好有机会连任的市长陈水扁,败给了形象清新的马英九,失去了台北市的执政权。一般认为,马英九胜选的原因,除了马英九个人的魅力之外,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喊出“新台湾人”,也使其民调大涨;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的一些严苛政策(如废公娼)被认为是减少选票。不过更基本的原因还是台北市的选民结构当中蓝大于绿,陈水扁自身台独倾向引起市民疑虑所致。在高雄市长选战中,不被外界看好的谢长廷因吴敦义错误的选战策略,再加上谢阵营拿出吴敦义可信度不高的“绯闻录音带”,从而以极小差距胜选,谢长廷的政治生命得以转运。民进党在高雄的胜利,再加上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结果,南台湾县市全面由民进党执政的绿色执政版图首次出现,时称 “北马南吴”、“南长北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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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百年(八):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4)——走向民主法制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副总统严家淦于4月6日上午继任总统之位,但国府权力却早已落入了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手中,谁都知道,蒋经国迟早会取严家淦而代之。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选举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主席。1978年2月19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3月21日选举蒋经国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22日选举谢东闵为副总统,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民国进入蒋经国时代。

自国府迁台后,蒋介石就一直在培养蒋经国做接班人,而蒋经国则一心致力于政治革新,改善社会风气,推动经济发展,进行了十大建设。另外,蒋经国的性格和办事风格也与蒋介石迥异,他经常上山下乡接近基层民众,在民间留下了勤政爱民、亲民质朴的良好影响。蒋经国主政台湾期间,台湾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其中信息产业产值名列世界前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大陆2008年人均GDP为3000美元)。这一切都为台湾今天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1977年11月,台湾举行地方选举,其中桃园县县长一职的参选人有两个,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官员欧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当时,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台湾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都各显其能,为许信良造势助选。由于欧宪瑜出身国府特工部门,其背景深受普通民众反感,因此此次竞选之选情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于是,国民党方面故技重施,打算以舞弊作假的方式挤垮党外候选人。11月19日,投票当天,中坜国民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而本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却走了上去,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国民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此事一出,立即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当日下午4时,愤怒的民众、大学生和围观者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7时冲进警察局院内,焚毁8辆警车、60辆摩托车。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晚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至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民众方才散去。这便是著名的“中坜事件”,它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拉开了党外运动的序幕。对于这次事件,蒋经国政府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做法,也没有逮捕任何参与分子,国民党也感到党外势力已渐成气候,如继续采取政治高压政策将会造成极大的麻烦。

1979年1月1日,在冷战利益的大势所趋下,美国政府宣布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建交,台湾随即发生大规模反美游行。同年12月10日,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台湾党外势力开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的、公开的、有组织、有准备的较量。

1979年9月,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党外政论性刊物《美丽岛》在台北创刊。该刊不仅言论激烈,而且来势凶猛,仅社务委员就达70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并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最多时发行量达8万册。党外人士想借办刊物集结力量为创造实质性政党的目的十分明显,而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对这本来者不善的杂志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杂志创刊酒会上,就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到酒店门口寻衅闹事;创刊后的2个月中,该刊发行人的住宅和杂志社也多次遭到骚扰和威胁,《美丽岛》杂志与国民党当局积怨已久,对立情绪持续升高。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国府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但遭到拒绝。于是,《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政府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他们还派出宣传车,沿街号召民众准时参加。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布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6时,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的民众已达五、六百人。考虑到集会原定地点扶轮公园已经被警察包围,游行民众临时决定改到另一开阔地区,但却受到警察的阻拦,无法到达。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集会组织者再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在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在折返杂志高雄办事处后,双方再次发生扭打,直到11时宣布集会结束,仍有不少民众不愿散去。军警用催泪弹、电棍等强行驱赶,冲突进一步升级。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共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第三天,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收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3、4月间,经军法审判,国府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对“美丽岛”涉案人员判刑。“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经过这次事件,党外势力骨干基本郎铛入狱,党外运动元气大伤,被迫转入低潮,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也受到了动摇。

1981年7月,身在美国且一直关心台湾民主进程的陈文成回台省亲,但却因曾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7月3日,陈文成的尸体出现在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国府当局称其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家属却表示死者身上有明显的被打、刺、电击和灌毒的迹象。此一事件即“陈文成事件”,事件真相至今依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1984年2月,蒋经国连任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80年代,面对来自大陆、国际局势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蒋经国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中华民国在台湾才能继续维持。于是,蒋经国在其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改革国会。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全面推行“政治革新”政策,研究解除“戒严”与“党禁”的可能性。5月19日,党外势力数百人在台北万华山寺集会,要求立即解除“戒严”,并与军警对峙达12小时。由于示威者都穿着写有绿色“反戒严、争人权”字样的白色外衣,史称“绿色行动”。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台北分会理事长康宁祥甚至公开向国府提出“民主时间表”,要求在1987年开放组党。6月25日,美国众议院再次通过议案,敦促台湾当局允许建立“真正的反对党”。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在1987年6月完成“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后,从7月15日起正式在台、澎地区解除“戒严令”,废止因实施“戒严”而制定的包括“党禁”、“报禁”、“书禁”等在内的30多种相关法令。

1986年是台湾党外运动出现第三次高潮的一年。在收到国民党有关准备解除“戒严”和“党禁”的风声后,1986年9月28日,“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党外组织,在康宁祥、江鹏坚等人的倡导下,抢在国民党正式宣布解除“戒严”的消息之前,以突袭的方式在台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并于11月6日公布“党章”和“党纲”。11月10日,民进党在台北召开了165人参加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并选举产生了由11人组成的“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31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江鹏坚当选为该党第一任主席。结合前述“绿色行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民进党阵营被称为“泛绿阵营”了。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时,正式告知对方“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台湾的民主改革由此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此后,《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勘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草拟工作,曾遭遇党内质疑“大幅度开放自由权利是否合宜”的声浪。蒋经国的回应是“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必须持续改革的基调因此确定。

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台湾与澎湖地区正式解除实施了38年的戒严,金门与马祖则在数年后解除战地政务。蒋经国“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1988年,台湾实施了30多年的报禁解除。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岁月至此结束。

蒋经国执掌台湾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对台湾社会和经济进步的贡献不可小觑。在蒋氏家族统治时期,蒋经国大力推行民主,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改革政治,这一切都是及其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一大公无私的难能可贵,成全了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民主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继续腾飞。与中共邓小平在80年代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强中共党内集体领导方面的功绩相比,蒋经国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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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百年(八):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3)——“反攻大陆”计划的破灭与蒋介石时代的结束

为了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和遏制,美国给予台湾大批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从1950年到1965年,累计军事援助达45亿美元,经济援助15亿美元。利用美国的这些援助,国府开始了台湾经济重建。从1949年到1952年,国府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这些措施使50年代台湾的农业迅速发展,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了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从1952年到1960年,国府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成为创汇主力。此外,国府还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方面,国府将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

1960年以后,国府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通过与日本和美国合作使台湾的工业高速发展,实现了台湾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与韩国、新加坡、香港并称“亚洲四小龙”。虽然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在1965年终止,但台湾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并在80年代以后继续保持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对比80年代之前台海两岸的经济发展态势,我们不难看出,在东西方冷战最激烈的年代,意识形态的差异的确会拉大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即使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体制的缺陷仍然是其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1960年2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蒋介石连任中华民国总统,陈诚仍出任副总统。同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赴台湾访问,以此宣示中美友谊坚固不渝,并借此警告北京不要打台湾的主意。还是在这一年,在台湾岛内,蒋介石因违背宪法,第三次出任总统而遭到民主人士的讨伐,其中最活跃的就是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自由中国》社长雷震。一向反对蒋介石独裁、主张台湾实行美国式两党政治的雷震在1960年2月和5月先后发表文章,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并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9月1日,《自由中国》再次刊出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彻底击破了国府容忍的底线。9月4日,警备总部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与刘子英、马之骕、傅正等人逮捕,后来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处雷震十年徒刑,傅正和马之骕感化三年,刘子英则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自由中国》被查封。这就是所谓“雷震事件”,或称“雷震案”,该事件在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上非常重要,至今仍对台湾政局产生着某种潜在影响。雷震于1970年9月4日刑满出狱,1979年因癌症病死,2002年获得平反。

整个20世纪60年代,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一直在策划光复大陆,并为此制定了旨在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1960年,国府军方成立“国光作业室”,由朱元琮中将担任主任,正式展开拟定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在此之前,国军虽曾进行过规模较小的“凯旋计划”、“中兴计划”,但都不如“国光计划”具体且范围广泛。1965年,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达到高潮,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召集军方基层以上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为名义进行讲话,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干部都已预留遗嘱,军方同时选择最适合登陆战发起的“D日”。6月24日,国军在左营桃子园外海实施模拟登陆演习时,5辆水陆装甲运输车被浪打翻,造成数十人死亡。8月6日,国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任务,运送特战人员侦测大陆沿海及实施“国光计划”所需情报,结果被大陆鱼雷艇击沉,死亡官兵近200人。11月14日,台湾海军“永字号”舰艇又在乌坵被解放军击沉。一次次的失败使蒋介石认识到,国军已经丧失制海优势,发动登陆作战至为困难,从此,“国光计划”规模逐年缩减。1970年后,国际局势发生巨变,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使得反攻大陆更难获得国际认同,“国光作业室”遂于1972年7月20日裁撤并入国府“国防部作战次长室”,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计划宣告破产。

1966年2月,蒋介石连任民国第四任总统,副总统为严家淦。1970年1月15日,台湾独立联盟在美国新泽西州成立,该联盟利用当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否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民国政府,建立“台湾共和国”。台湾独立联盟是海外台独组织中实力较强、影响最大的一个,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后,该团体又更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1970年4月,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应美国总统尼克松邀请赴美访问,4月23日蒋经国一行抵达华盛顿。当日早上,“台独联盟”约三四十人在白宫前进行示威抗议,高举标语、大声疾呼:“国民党下台!反对蒋经国访美!”。4月24日,蒋经国按计划要到纽约出席美东工商协会午餐会。当天早上10点多钟,“台独联盟”陆续朝皮尔饭店人行道聚集,加入抗议游行活动的人也渐渐增多。11点过后,蒋经国搭飞机抵达纽约,来到皮尔饭店房间稍事休息,准备参加在布拉萨大酒店举行的午餐会。随后,蒋经国一行直接乘车至布拉萨大酒店,但因交通堵塞,车队行进速度相当缓慢,短短的路程竟走了半刻钟之久,同时“台独联盟”抗议者早已围聚在布拉萨酒店大门两侧,当地警方仅以一条红绳拦阻。

正当蒋经国走上布拉萨酒店正门台阶,准备进入大厅旋转门之际,台湾留学生郑自财突然从侧旁石柱窜出,散发传单,结果遭保安制止。这时,另一名留学生黄文雄突然自蒋经国左后侧直冲上前,快速从风衣内亮出手枪指着蒋经国,嘴里大声喊着:“杀!”并准备扣下板机。关键时刻,美国便衣警察迅速冲向黄文雄,将他举枪的手往上托高,其他安全人员也跟着涌上,于是射出的子弹掠过蒋经国耳朵,打在旋转门上。这便是著名的“四二四刺蒋案”。事后,蒋经国十分大度,他表示:“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最后美国成全了蒋经国的仁爱之心,释放了刺客,理由是未伤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1971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为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美国开始秘密的与同样对苏联不满的中共进行联系,并为此打算牺牲台湾的利益。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府退守台湾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便受到北京的挑战。从1950年起,苏联等亲中共国家几乎在每届联大常会中都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意图以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台湾国府。50年代,国府利用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在联合国与苏联对抗,争取到联合国暂时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此即“缓议案”;60年代,大陆的亚非外交政策取得显著成果,赞成北京重返联合国的国家越来越多,国府遂于1961年改提“重要问题”案,指出“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之提案都为一重要问题……大会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表决之”。1971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造访大陆,北京与华盛顿关系升温,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备受挑战。

在经过12年的代表权保卫战后,国府终于在1971年败下阵来。当年,由阿尔巴尼亚等23国在联大上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之合法权利案”(也称“阿案”)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响应,美国则以“双重代表权”作为回应,建议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并取代台湾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的同时,让中华民国继续享有代表权席位。对于美国的提案,中共表示强烈反对,不允许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坚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驱逐蒋帮”,蒋介石也表示“汉贼不两立”,不接受美国的提议。10月25日,联大就“阿案”表决前,国府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周书楷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1971年,蒋介石在阳明山遭遇一场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1972年2月,蒋介石再次成为民国第五任总统,并以严家淦为副总统,同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1975年,蒋介石于病中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3月29日口述遗嘱。4月5日清明节深夜,蒋介石在雷电交加之际,逝世于台北市士林官邸。

蒋介石去世后,其遗体被置于台湾桃园县慈湖蒋家陵寝,其子蒋经国死后也将遗体陈放在那里,父子二人至今尚未下葬,以期大陆光复后能回奉化老家入土为安。1997年,蒋宋美龄与蒋经国遗孀蒋方良以遗族身分,同意将两蒋先葬于台湾,于两岸统一之后再返回中国大陆安葬,蒋方良后曾要求将蒋介石父子二人葬于台北县汐止的五指山军人公墓。

蒋介石一生毁誉参半。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忠心耿耿追随先生左右,在“陈炯明之变”时,更是只身南下赴难,终于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广州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执掌黄埔军校,为后来的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能征善战的猛将,更使后来国府诸多将领成为其门生。孙中山逝世后,素来对共产主义深怀芥蒂的蒋介石与共产党渐行渐远,并借“刺廖案”巩固了其在党内的地位。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南京与中共决裂,并另立中央。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消灭了盘踞中国北方的北洋军阀,说服东北张学良改旗易帜,又通过中原大战削弱了当时中国地方军阀的力量,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不过,蒋介石在随后“独裁野心”的日益膨胀及其在对日政策上的暧昧,使他在党内外饱受怀疑和争议;对中共武装连续六年的围剿更是逼得自己的义弟张汉卿在西安举事。

对日战争全面打响后,蒋介石顾全大局,容纳中共,领导了中国八年的艰苦抗战,国军在中国和印缅战场上的前赴后继终于为中国赢得了“五大国”的国际地位,蒋介石也因此得以中国最高领袖的身份与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并座。抗战结束后,一心排挤要共产党的蒋介石拒绝联合政府,挑起国共内战,终致玩火自焚,短短三年内,数百万国军为共军蚕食,政府被迫迁台,大陆疆土拱手让与中共。退居台湾期间,蒋介石虽进行独裁的家族统治,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上的腾飞仍是人所共见,蒋介石对台湾在战后的发展仍是功不可没。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方面也越来越客观的对待历史、评价蒋介石本人。过去“阶级敌人”似的宣传已经不见,蒋介石生平,尤其是晚年的情况逐渐见于大陆主流媒体,他们不再曲解、隐瞒蒋介石在维护“一个中国”和促进台湾经济发展方面卓越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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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百年(八):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2)——台海对峙僵局的形成

1949年底国府迁台后,蒋介石在各方呼吁下复行视事。1950年2月12日,国府监察院大会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代总统李宗仁。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合致电李宗仁,敦促其尽速返国,14日李宗仁复电拒绝。2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总裁蒋介石复行总统职权,25日国府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视事,7日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陈诚遂于12日正式组阁。

此间,美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共产党控制整个中国的现实,公开表态不再插手国共内战,任民国政府在台湾自生自灭,中共方面也在积极准备渡海攻打台湾。1949年12月16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身份出访苏联,为刚刚建立的共产党中国寻求援助。在与斯大林会晤时,毛泽东提出要苏联协助中共训练海空军人员,并出售飞机和舰只,但苏联担心台海问题引发美苏军事冲突,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态度较为暧昧。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这无疑是让濒临绝境的国府从太平洋中捡起了一根救命稻草。

韩战的爆发使美国彻底改变了此前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方针,开始在亚洲对中国大陆及共产主义实行全面遏制政策,视其为在全球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爆发当日,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总统提议,台湾极具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保卫日本的安全。同时,麦克阿瑟还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询问蒋介石台湾所急需的援助以及能否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派一个军驰援韩国。此时的蒋介石寄希望于通过参与韩战击破朝鲜共军的进攻,然后经由朝鲜重返大陆。经与费尔德等人研究后,蒋介石决定派国军中最精锐的52军三万两千人开赴朝鲜。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发表声明,一面命令驻日美军参加朝鲜作战,支援韩国,一面下令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准备阻止并击退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杜鲁门说:“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因此,他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国共双方的相互攻击,并声称“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合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发生根本改变,美国开始重视台湾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地位,正式将台湾列入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的重要一环。朝鲜战争爆发不仅使台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军事地位骤然上升,为美国插手台湾、卷入中国内部冲突提供了契机,同时也给困守台湾、孤立无助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一个绝处逢生的最佳时机,因此也被称为“国民党的西安事变”。

7月,国府再次表示愿派兵赴朝协同美军作战,并向美方通报,中共毛泽东已于7月4日秘密访问了苏联,中共军队正在向东北调动,华东地区也有大规模集结,可能于7月中旬攻打台湾。7月27日,杜鲁门总统再次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给予国民党中国以广泛的军事援助,解除台湾对大陆沿海进行海空活动的限制,计划对大陆沿海作侦察飞行和海军巡逻,以确定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7月31日,麦克阿瑟飞抵台湾与蒋介石会谈,商定在台湾设立美国驻台军事联络组,美台双方陆海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

8月1日,杜鲁门又提出“台湾中立化”方针并派遣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8月4日,《台美联防协定》签订。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将台湾视作其在太平洋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尽一切努力保护台湾,大量美援是以滚滚而来,而国府也在整个战争期间前后三次表示要派军入朝,但美国担心蒋介石出兵将导致中共加倍还击,使韩战扩大,因此每每婉言谢绝。1951年2月,美国与台湾达成协定,由美国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并运送武器。4月,美国在台湾成立以蔡斯为团长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公开协助蒋介石训练军队。8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9000万美元援台方案》。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可以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的权力”,对双方“任意缔约国之领土的武装攻击”,即应共同“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时期。

1954年2月,在国府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实现连任,副总统为陈诚。虽然美国支持台湾,抵制中共,但其“台湾中立”和“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意在分裂中国,这与蒋介石的“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实际上多为相互利用,并非真心合作。为取蒋而代之,美国找到了二战时曾在滇缅战场与美军协同作战,且深受美国器重的国府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孙立人在国府内的地位也因此扶摇直上。此间,蒋介石正安排其子蒋经国接掌军权,两蒋因此与孙立人和美军顾问团发生矛盾。为除掉与美国关系密切且拥有重兵的孙立人,蒋介石于1954年6月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一职,改任为总统府参军长,解除了他的兵权。1955年,台湾盛传孙立人“军训班”时期的老部下郭廷亮、江云锦等暗通中共,并密谋趁蒋介石到凤山阅兵之机发动“兵谏”。5月,郭廷亮以“匪谍罪”被捕,孙立人也于6月中旬被监管。8月20日,孙立人被迫辞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国府也随之开始立案调查“兵谏案”。10月,国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国、窝藏匪谍密谋犯上”的罪名将孙立人送往台中软禁,此即“孙立人兵变事件”,也称“孙立人事件”。1988年蒋经国死后,台湾各界纷纷要求为孙立人平反,国府迫于压力解除了对孙立人的软禁,允许他公开露面,但为维护蒋氏父子的威信,直到孙立人在台中去世,也始终未对此案正式“平反”。

韩战结束后,北京方面开始调兵遣将,向台海集结,准备待机攻台。然而,由于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协防台湾及澎湖列岛,共产党因此迟迟不得机会。此间,国共小战不断,中国沿海不少岛屿均被解放军攻陷,但台海战争大局却没发生显著的变化。1958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5月黎巴嫩亲美政权被推翻,美军进入贝鲁特;7月,伊拉克发生兵变,亲美的费萨尔王朝被推翻,英法随即出兵约旦,东西方冷战因此的加剧。6月,解放军在舟山群岛举行了大规模的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其假想目标正是台湾;同时,大批舰艇、飞机也纷纷在东南集结,台海局势趋紧。7月,毛泽东为争取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打击骚扰沿海的国军,牵制美军调往中东,决定炮击金门——毛泽东认为,金门、马祖与台湾不同,攻击这两个地方“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美国找不到借口”。随后,大陆方面释放出“攻取金门马祖、武力解放台湾”的消息。8月6日,国府宣布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20日蒋介石亲临金门视察。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50分,解放军动用近600门各式火炮开始炮击金门,“八二三炮战”开始。此次炮战共进行了三个波次,解放军共向金门发射了4万7千发炮弹,金门守军进行了还击,国军总计阵亡140余人,各级将领也多有身亡、负伤者。炮战开始时,金门防卫总司令胡琏和国防部长俞大维正在金防指挥部内吃饭,正要走出时,共军炮弹突然落下,如果解放军再晚一分钟发炮,那么这二人必然性命难保。

“八二三炮战”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担心解放军会趁机渡海进攻台湾,于是下令将停泊在地中海的美军第六舰队半数舰只调往台湾海峡增援,使美军在台海的总兵力达到1.5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集结,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而中东紧张形势得以缓解,毛泽东达到了牵制美国在中东行动的预期目标。炮战后,解放军开始对金门实施全面封锁,并集中炮火打击向金门进行补给的海上运输船,致使金门岛上国军的弹药和粮食补给日趋困难。

9月3日,北京宣布自次日起暂停炮击三天。9月4日,中共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在中国12海里的领海范围内,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9月6日,中共政府总理周恩来警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如果美国干涉台、澎、金、马事务,则一切后果由美国政府自负。9月7日,美军派出舰队为国府向金门补给的运输船护航,解放军奉命开火,只打国军船只,不打美军,结果美军撤退。

由于金门是当时国府辖区中与大陆最接近的地方,中共政府也不想让国军从金门、马祖撤守,以使大陆与台湾进一步隔离,成全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因此10月25日,北京宣布解放军此后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允许补给,以利国军“长期固守”,条件是不能有美舰护航。从此,福建前线基本上维持了这种“双日不打单日打、以零星炮击为主”的局面,直到197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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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百年(八):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1)——国民政府迁台

台湾,中国版图上最大的岛屿,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兵一万前往夷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隋朝时期,台湾被称为流求,朝廷亦曾三次出师台湾,汉人开始了对澎湖、台湾地区的开发。两宋时期,中央政府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后来的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并加大了开拓的规模。17世纪初,西班牙人趁明末时局混乱之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1661年4月,誓死不肯降清的南明国姓爷郑成功率兵进攻台湾,并于1662年2月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经的儿子郑克塽归顺满清,1684年清廷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并于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自公元1895年起,台湾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期间,约有30万台湾人被征入日本军队,赴大陆或东南亚作战,美军亦因台湾乃日本之战略基地而对其进行了大规模轰炸。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华民国政府于10月25日接收台湾,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国府接收台湾后,即委任素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赴台主事。陈仪虽为官清廉、一腔热忱,却无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下各级国府官员贪污腐化、任人唯亲,终至台湾局势日益恶化,民众与政府离心离德。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得走私线报,旋即派人前往查缉,可惜查缉人员赶到时,走私疑犯已经转移,仅查获到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查缉员欲没收林江迈的财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蛮横无理,打伤老妇,酷似今日大陆之城管。政府执法人员的无礼遭到围观群众的强烈谴责,查缉员见势不妙,很快逃走。怎知台湾民众紧追不舍,致使查缉员傅学通慌乱中开枪示警,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命案一出,民众便更加不依不饶,他们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后因此要求遭台北市宪兵队拒绝,遂将宪兵队包围。

1947年2月28日,因头日事件未获解决,台北民众发起大规模罢市、游行活动,并冲击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两名职员,殴伤多人,台北市宪警仅500人,故不敢妄动。下午,大批民众前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本欲与之对话,不料突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引发混乱。随即,事态失控,台湾各地民众纷纷开始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以武力方式反对国民政府,并打死、打伤数百大陆军公教人员。同日,陈仪电请蒋介石派兵协助控制局势,蒋介石遂于3月5日将驻防昆山的国军21师派往台湾。3月9日,国军两万人在基隆、高雄登陆,对参与暴力运动的台湾民众进行了镇压,造成4000余人死亡,此即台湾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1948年12月下旬,国军徐蚌会战败局已定,华北局势也日益堪忧,国府内部桂系又不断要求蒋介石下野。面对艰难的时局,蒋介石开始考虑退路,他将台湾视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去处,打算一旦大陆难保,便撤守台湾,与尚无海空军的中共周旋,积蓄力量,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的变化时,从厦门、福州反攻大陆。12月29日,国府行政院长会议正式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5日,陈诚进入台北主持政事,18日政府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使之总揽台湾党、政、军大权,开始经营台湾。随后,陈诚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稳定金融、发展农业,扶植工商,全力推行教育,使台湾成为当时岌岌可危的国府的新后方,以及后来反共抗俄的复兴基地,台湾历史资料也美称自己为“最坚强的海上自由堡垒”。

1948年11月徐蚌会战爆发后,国军战事每况愈下,故宫博物院与中山博物院理事认为南京将为战事波及,故宫文物安全极为可虑,国府因此决定选运精品送往台湾保存,国立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及外交部条约档案亦在送运之列。12月21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南京下关装船,由海军中鼎轮载运,26日抵达基隆。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由招商局海沪轮载运,于9日抵达基隆。1月30日,第三批故宫和中山博物院文物由海军昆仑舰载运,于2月20日运抵基隆。时至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大陆北京故宫博物院,但二者在精品文物方面却不分伯仲。据说,台北故宫藏品涵盖范围十分全面,可以将整个中国历史“贯穿”起来。

1948年12月,国府将20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台湾。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前往上海会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求将中央银行存金移往台湾。至2月初,又有约几百万两黄金被运往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下20万两。4月23日南京被共军攻占后,上海陷入混乱,俞鸿钧奉命从香港飞到上海,会见国军上海守将汤恩伯,要求“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外,其余存于指定的安全地点”,这里的“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据国府监察院秘密报告显示,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前后,总计从大陆向台湾转移了390万盎司黄金,约合5亿美元,这些黄金如今被放置在台湾北部山区的金库里。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随后,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等赴南京中山陵拜谒,当日下午离开南京飞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但实际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掌控着党政军大权,前面讲述的向台湾运送黄金的事情,就是在代总统李宗仁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蒋介石指示秘密进行的。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的行动,他向陈诚下达的将已经运往台湾的黄金、外汇和白银运回大陆的命令也不过是一道废纸。

1949年3月26日,一名台湾大学学生与师范大学学生由于单车双载,而遭警察取缔并留置警局,导致学生包围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并要求警察局长出面赔礼道歉、处分打人警察并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次日,台大与师院的学生包围了台北市警察总局,还高唱中共革命歌曲。3月29日,台大法学院举办营火晚会,会中高唱中国大陆解放区歌曲,致使台湾当局误以为校园受到中共的统战与渗透,陈诚是以决定镇压学生运动。4月6日,军警包围台湾大学和师范大学宿舍进行逮捕行动,引发学生反抗,最后军警冲破包围逮捕学生,并在不久后的清乡中逮捕枪决学生若干。此即台湾“四六事件”,一般认为这一事件是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漤觞。

1949年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共军随即挥师渡江,于23日攻陷国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此间,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邀李宗仁赴杭州共商国是,但李宗仁却飞回老家桂林,迟迟不到广州办公。4月30日,蒋介石亲赴上海指挥上海保卫战,声称要把上海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蒋介石乘船转至定海,然后转赴福州指挥。5月30日,何应钦内阁总辞职;6月3日,阎锡山出任国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6月12日组成“战斗内阁”。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主席陈诚以台湾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戒严令”,宣布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国府在台湾地区施行的戒严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戒严”,直到1987年才由蒋经国下令解除,前后实行了38年之久。

1949年7月14日,蒋介石赶到广州,16日组织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8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阳明山)建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3日以总裁身份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组织“反共联盟”。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进行辩护,并严词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无能。随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要员、国大代表、学者专家及国军各部陆续撤往台湾。

1949年10月14日,共军攻克广州,国府此前于12日再迁重庆,蒋介石也于11月14日赶到重庆指挥。11月20日,李宗仁由南宁直飞香港,25日致函蒋介石表示不会返回重庆。11月30日,解放军进占重庆,国府被迫西迁成都。12月5日,李宗仁以治病为由从香港飞赴美国。12月7日,国府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迁往台北。12月10日,解放军包围成都,蒋介石偕蒋经国由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撤往台北,从此以后再未踏足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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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百年(七):民国政府退守台湾(18)——国军在大陆的全面溃败

1949年中共解放军大举渡过长江后,迅速击溃长江中下游和中国东南的国军势力。此时,在中国大陆仅存的150万国军分别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及福建、台湾,国民政府也从南京迁到了广州(此间细节我将在“民国百年(八)”中介绍)。为迅速歼灭大陆残存国军,控制全中国,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3日下达指示,对解放军进军全国作出了部署: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攻占并经营陕、甘、宁、青、新等五省,其中一部分准备入川;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国外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攻取并经营川、康、黔、滇四省,歼灭国军在西南的最后主力;第三野战军向福建、浙江进军,并经营鲁、苏、皖、浙、闽五省,一方面严守对外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国军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攻占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尽管这次分兵削弱了中共在东部的兵力,但解放军进攻台湾的步子并没有放缓。就在解放军积极准备攻取上海的时候,毛泽东要求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一部承担攻台任务,并派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攻占福州、厦门等地,夺取金门,扫清台湾外围屏障。5月23日,毛泽东电告三野,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月间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相机夺取厦门。然而,当时三野第十兵团因伤亡较大,急需休整,故毛泽东于6月14日批准其推迟入闽。

这一时期,国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蔼龄夫妇1948年就已隐居美国纽约,宋子文也于1949年6月以料理家务为由迁往美国,一去不复返;其他人如原行政院长孙科、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驻美国大使沈剑虹等或避居香港,或逃奔南美洲,都拒绝前往台湾。另外,国府撤到台湾的军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物资匮乏,且人心惶惶、斗志全无,实为乌合之众,而且这些兵力还分散在舟山群岛、金门马祖至海南岛的几千里海疆上,台湾本土防务十分虚弱。另外,面对国军的兵败如山倒,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及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过多介入国共争端,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美国驻华大使甚至没有随国府迁往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观望,而美国政府则早在当年2月10日便表示不会在台湾大规模用兵,也不会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尽管如此,解放军进攻台湾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进军全国分兵削弱了解放军在华东的兵力,三野剿匪、肃清沿海和进攻各地并驻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49年6月,第三野战军分路向浙江进军,第七兵团于7月上旬攻占舟山群岛之外的浙江全省。7月2日,三野第十兵团进军福建,8月13日攻陷福州,歼敌4万人,10月17日又陷厦门,随后抽调兵力准备攻打金门。10月24日,第十兵团发起金门战役,此时金门守军已得到了胡琏12兵团的增援,兵力达到4万,可解放军登陆作战部队却只有8700余人,且对敌情判断有误,缺少船只和必要的渡海作战准备。金门一战,解放军受到国军痛击,遭致内战以来最大的失利,登陆部队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者9000余人(包括民工和船夫),而国军则获得撤出大陆以来唯一的一次胜利,将其称为“金门之捷”或“古宁头大捷”(台湾方面称此役共歼共军两万余人)。金门之战后,中共再未敢窥探金门,而此后因政治因素,金门也成了台湾政府辖区中与大陆最接近的一个,一直到今天。

进攻金门的失利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迅速要求解放军各将领戒除轻敌急躁情绪,稳扎稳打,歼灭残敌。10月31日,毛泽东指示第四野战军林彪,要求他对进攻海南岛慎之再慎: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前,邓华兵团必须全力镇守广州、韶州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

三野在福建作战两个多月,歼灭福州绥靖公署朱绍良近10万人,夺占了除台湾、金门、马祖、定海等部分沿海岛屿外的华东全境。8月18日,三野攻占舟山外围诸岛,11月3日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后由于国军不断向舟山主岛增兵,解放军始料不及,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再次失利,被迫撤离,这便是台湾历史书中所提的“登步岛大捷”。此后,蒋介石受金门、登步岛大捷的鼓舞,向舟山、海南、金门增加一倍重兵扼守,毛泽东遂制定了分别攻取各岛,斩其爪牙,再直捣台湾的战略,解放军开始战备整训,学习渡海作战经验,并加紧组建、训练海空军。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决议中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杜鲁门还说:美国对台将采取“三无二不”政策,即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中国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支持的意见。1月12日,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声言:“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并且宣布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韩国,美国不会为庇护这些地方而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这些言论中也包含着诱使中共中立、不要让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用心。

美国的态度让斯大林放下心来,他开始着手派出空军、海军人员支援中共。1950年5月1日,中共第四野战军攻克海南岛,使国军丧失了固守定海岛屿的信心,为保存实力,国军守岛部队于5月13日至16日秘密撤往台湾。5月19日,第三野战军攻占舟山群岛。

1950年6月初,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粟裕向中央汇报了进攻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建议由刘伯承或林彪来主持战役,毛泽东也觉得如无意外,攻陷台湾只是迟早的事情。谁知人算不如天算,6月25日,朝鲜金日成挥军打过三八线,引发朝鲜战争,亦称韩战,美国迅速决定介入,并将台湾置于重要战略地位。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8月4日,台美签订《台美联防协定》,美国就此放弃了“不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而中共则因金日成妄自尊大不得不将攻台计划搁置。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由此造成了台湾海峡长期的对峙局势,中共是以至今仍没能染指台湾。

1949年5月20日,第一野战军两个兵团攻占西安,随后开始了对西北各省的进攻。当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在西部,这主要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稳定地区局势,避免西方国家介入新疆事务。8月26日,解放军占领兰州,9月5日攻克西宁,9月23日再下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重创国军胡宗南部。9月25、26日,国军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投诚中共。至此,中共进占西北五省。此外,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也于9月19日宣布,绥远也归顺北京。

1949年7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发起中南各省作战,进行了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至8月下旬,攻克鄂西、湘西北及赣西北、赣西南的广大地区,迫使国军白崇禧部退至湘南。8月4日,国府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宣布起义,解放军遂进占长沙。此时,白崇禧同粤北地区的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集团构成“湘粤联合防线”,在湘鄂西宋希濂集团的协同下,意图阻止解放军南进,第四野战军则集中10个军,分成三路,向两广进军。9月至10月间,第四野战军两个兵团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部主力和宋希濂一部,攻占湘南、湘西地区。

在广东,国军余汉谋部约15万人在曲江至广州段布设四道防线,并在潮汕和湛江地区集结机动兵力。10月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两广纵队等部攻占曲江、翁源、和平、河源等地后,向广州逼近,国政机构被迫从广州迁往重庆。10月14日,解放军占领广州,至24日将余汉谋部主力4万余人围歼于恩平、阳江地区,26日结束广东战役。

广州陷落后,国军白崇禧部5个兵团及余汉谋残部约19万人集结于广西,意图以桂林为中心组织防御,阻止解放军入桂。11月6日,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12月2日将白崇禧3个兵团和余汉谋一部围歼于博白、廉江地区,其余部向钦州溃逃,解放军尾随追击,于12月4日攻取南宁,6日再克钦州,12日又占镇南关,结束战役,歼灭国军17万。

为歼灭川康滇黔地区国军,阻止国军残部逃入越南威胁胡志明夺占越南,第一、二、四野战军调集16个军的兵力,分三路进军西南。从11月1日开始,解放军对西南国军主力胡宗南部实施大迂回,以两个兵团从南线迂回贵州,于11月15日攻克贵阳,后又先后歼灭国军第14兵团和宋希濂部,占领秀山、酉阳、咸丰、南川等地。11月29日,蒋介石和国府人员撤离重庆,解放军遂于30日进占之。接着,解放军将胡宗南部及四川境内的几十万国军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其间起义投诚之部队甚多,余者则全部被歼,12月27日,解放军占领成都。

12月9日,国府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昆明、雅安等地宣布起义。拒绝起义的国军两个军从昆明附近逃至中越边境地区,遭解放军围攻,仅少数逃往国外。1950年3月,中共西南军区向盘踞在西昌地区的胡宗南西南长官公署及当地残余国军发起攻势,27日占领西昌,胡宗南先期乘飞机逃走。同月,第四野战军一部潜入海南岛,4月16日四野强渡琼州海峡,成功登陆海南,击溃国军10万守岛部队,于5月1日占领海南岛。此间,国军进行了总退却,一部分军队撤至台湾。

1949年9月27日,中共改北平为北京,10月1日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中国大陆政权落入中国共产党政府之手,中华民国政权退出大陆,结束了其对中国全境近38年的统治,中国就此分裂为大陆和台湾,大陆进入了红色政权时期,而国民政府亦开始了其台湾时代。自国共内战爆发至1950年6月,中共在付出了152万人的损失后,占领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南沙等少数岛屿外的全部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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